一阵呼喊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只见一位伢子从塘边跑进刘家堂屋前不停地呼喊着：“九满伢子出事了，九满伢子出事了！”听见呼喊声的刘少奇母亲鲁氏和六姐急忙跑出。当鲁氏和六姐找到刘少奇时，他坐在地上，双手抓着一张破烂报纸，深深低垂着脑袋，泪流满面。回到家后，鲁氏因不识字将刘少奇手中的报纸交给了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刘寿生看着那张报纸，才知道原来报纸上报道了一家四口因闹洪灾，无米可吃，全家投湖而死的事。刘寿生惊讶于刘少奇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悲天悯人之心，又惊喜地发现刘少奇未入馆开蒙便已识字看报，于是刘寿生决定将他送入学馆，开蒙学习。

这年夏天，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弥留之际留下遗嘱，要求让刘少奇继续读书，并叮嘱他做个郎中，做个老实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炮火很快燃到湖南，多路起义新军涌入长沙抚台衙门，湖南省率先响应，脱离清廷，宣布独立。此时，刘少奇当兵的六哥回到了炭子冲，送给了刘少奇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的小册子。专心读完后，刘少奇向六哥提出一些问题，六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好对刘少奇说让他自己去搞明白。1913年夏天，刘少奇挑着担子，独自一人来到了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了学校，开始闯荡朱五阿公讲的第一道乡关。

虽然答应与何叔衡在第一师范学校做校友，但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自己不能遵守第一师范学校的章程去当教员，而是会选择梅老师的铁血救国之路。恰好宁乡驻省中学的校长黄锡类答应刘少奇三年的学业可以让他两年就毕业，刘少奇考虑到自己可以尽快出来做事，便决定入读。不久后，程潜的“护国军”与汤芗铭在长沙发生了激战，刘少奇、贺执圭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军队围捕游行学生，刘少奇被士兵用枪砸伤，和贺执圭一起被关了起来。虽然受伤被关着，但两人并不害怕，脸上仍挂着微笑，最后在何叔衡和黄锡类的帮助下，刘少奇与贺执圭回到了长沙宁乡驻省中学学习。

副堂长惜才，用“接刀”的理由将刘少奇冒名参军的事情圆了过去。但就在两人谈话间，一发接一发的炮弹打到了讲武堂。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讲武堂于翌年3月被张敬尧下令解散。刘少奇短暂而奇特的讲武堂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离开讲武堂后，刘少奇回到了宁乡炭子冲。刘少奇母亲鲁氏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希望刘少奇趁此机会留在家中读书，不要再出外闯荡，好好陪陪家人，陪陪周氏。但刘少奇在家中的这些日子，他得知虽然刘家靠着一家的勤劳经营，日子过得不错，可炭子冲的其他乡亲有些甚至吃不上饭，家破屋漏，日子越过越差。想得一方安宁都是难事，全因为这欺压腐朽，不公平的社会，刘少奇感触良多。

洪庚扬即将前往日本留学，来跟刘少奇告别。洪庚扬建议刘少奇去法兰西勤工俭学，学习西方的工业文明，完成他心中工业救国的理想。可刘少奇心中早有计划，准备到北京去继续读书，但洪庚扬的话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小小的印记。带着支援北京同学的声援团、考学以及咨询法兰西勤工俭学的三个目的，刘少奇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街头，刘少奇偶遇了桑伯良，并随他到了北京贤良寺。贤良寺是一个各路思想聚集地——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在这里刘少奇仿佛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为了学习俄语，做前往俄国的准备，刘少奇与湖南赴俄勤工俭学团的刘汉之等人一起来到了上海的俄文专修馆学习。递上贺民范的介绍信后，校长杨明斋将他们安排进学校。在俄文专修馆里，刘少奇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在这里，不仅仅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更要学习俄语，以便在俄国更好地交流和学习。从未学习过俄语的刘少奇，却在俄语课上崭露头角，让俄语老师感到诧异和惊喜。

刘少奇一行人因身份不明，遭到俄国人的搜查。俄国人询问刘少奇是否有证明，众人争执要不要将路条交于俄国人。最终众人觉得他们帽子上的红五星是红军专有，应该是安全的，于是便决定将路条交出去。就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俄国人拥抱了刘少奇等人，称呼他们为朋友，原来这些俄国人真的是苏俄红军

刘少奇等人一边训练，一边等待着还未归队的任弼时和罗亦农。看到来会合的任弼时和罗亦农，众人欢呼雀跃，决定离开伯力军营，前往心中向往已久的红都！众人终于到达了最后一步——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刘少奇等人在1921年7月6日安全到达莫斯科。虽然大学里的生活学习条件很艰苦，为了心中理想，刘少奇等人仍在坚持和克服。

刘少奇装扮成木匠来到了长沙清水塘准备和杨开慧接头，却半路遇到了何宝珍。经过了一番交谈，刘少奇以为何宝珍就是来和自己接头的人，暗号却总是只能接对半句。刘少奇对何宝珍的身份半信半疑，直到杨开慧从庭院里出来看见木匠身份的刘少奇，和他对了暗号后，刘少奇才知道认错了.杨开慧带着刘少奇进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两人有相同的境遇，相同的经历，一见面就交谈甚欢。

安源眼下的局势紧张，刚到安源的刘少奇在第一时间向李隆郅了解矿区各处的情况，晚上在会上便制定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对发动罢工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准备。为了让工人俱乐部得到安源洪帮的帮助，李隆郅来到洪帮，向堂主章龙讲明利弊，希望堂主可以将安源镇上的商铺、烟馆、赌场全数关闭，这样矿局就难以主动挑衅事端，为镇压找借口，而且洪帮也免受了工人和镇压军人带来的兵燹。于是两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章龙答应配合罢工。

刘少奇表示李鸿程能杀了他一个，但杀不尽、杀不完两万工人。就在谈判焦灼之际，路矿两局的工人们也在窗外不断地给谈判进行施压，要求五分钟见刘少奇一面，确保他的安全，否则将把路矿两局打个片甲不留。刘少奇摆明了自己的观点，路矿两局只有诚心愿意解决问题，认认真真从磋商条件入手，才有谈判的基础。刘少奇离开后，矿长李寿铨考虑着他的话。可刘少奇知道自己已是胜券在握，因为他计算过，锅炉房和电机厂的燃煤已经快用光了，如果没有工人工作，过不了几个小时，矿井就会被淹，瓦斯就会爆炸。

为解决安源复杂艰难的问题，刘少奇拜访了李寿铨和舒修泰，希望他们能够从维护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主持矿局并理解和支持俱乐部的工作。李寿铨被刘少奇的胆魄和诚意打动，同意与俱乐部在包工制和年终夹薪上认真磋商，并签订协议。工人消费合作社顺利开张，刘少奇与何宝珍在朝夕相处中产生了浓厚的情愫，两人在安源结了婚，从此以后成为了相互支持的革命伴侣。

合作社服物股的经理陈枚生挪用贪污的公款，花天酒地，大吃大喝，购买房产，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刘少奇决定对俱乐部进行全面整顿，建立更细致的规章。但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后胜利，还没有建立劳农的政权，仅仅是个人手里刚刚有了些小小的权利，有些人就效法起那些腐败、堕落的官员，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应该早早地防患于未然。

英商要求谈判，刘少奇为逼英商答应比日商高一些的条件让大家再坚持一天。布置完一切后，刘少奇病倒了，在陈独秀的要求下，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又回到了长沙养病。可刚回到长沙没几天，特务便收到信息，刘少奇被捕了。湖南省政府省长赵恒惕指示军法处立即密审，审完后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任何人不得接见。得知刘少奇被捕的消息，中共湘区委员会一边积极采取办法制造舆论压力，一边立即向中央报告，动员全党的力量营救刘少奇。

刘少奇不想在为中国百姓寻找一条活路上半途而废，最终没有听从母亲的话回到宁乡老家。多年后刘少奇回忆起来满是遗憾，因为这次分别后，刘少奇再也没见到过母亲。离开长沙的刘少奇，先去上海代理总工会委员长，之后又去广州领导省港大罢工。后来又从广州到了武汉，那时的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反帝反封建斗争空前高涨，刘少奇也投入到了这样一场大战中！1927年1月3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学生宣传员在江汉关演说，群众聚集静听，秩序井然。英国水兵突然从租界冲出，用刺刀驱赶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惨案发生后，民众一方面为了给受害的同胞报仇，另一方面趁此机会要求收回英租界，于是湖北省总工会请政府向英国领事馆交涉，提出中国民众的要求。

蒋先云的到来使工人纠察队变得更加规范，而这时各地的形式悄然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带着杨开慧来到武汉，许久不见的毛刘二人来到江边。刘少奇向毛泽东表示自己遇到很多想不明白、让人苦闷致极的事。而毛泽东也表示与陈独秀在革命运动上发生了分歧，心中产生了无数疑惑。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两人对党的发展很是担忧。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致使大革命遭到严重摧残。在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汉果断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紧急时期的对策，刘少奇在这一危急关头召开的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7月，在刘少奇、陈潭秋等人主持下，顺直省委进行改组，重新推举了省委常委和书记。王藻文的中央委员和顺直省委书记职位被罢免，心中充满了怒火。王藻文妻子张健生和李德贵，闯入刘少奇家，强行翻箱倒柜，寻找刘少奇从上海带来的几千块活动经费。何宝珍和刘少奇阻止不能，只能眼看着张健生打开木匣，爱儿穿过的小衣服、小鞋子等物品散落一地。这件事彻底暴露了干部政治品质堕落，唯利是图的本质，让刘少奇、何宝珍十分气愤。

满洲的形势十分危急，刘少奇要求蔡伯祥马上把掌握的满洲所有情报详细地向他汇报。病好了的刘少奇随即与满洲省委的各干部见面，展开工作。中央要求刘少奇亲自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事件的反抗行动，但刘少奇认为中东路事件表面的冲突在哈尔滨，但决策的核心在奉天，先摸清奉天的情况应当是首要的。中央强调满洲党当前最重要的是政治任务，其它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

两人来到工厂大门，下工的汽笛响起，厂门却未打开。刘少奇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命令孟坚赶紧撤离，两人分头逃跑，还是都被抓进厂警卫室，原来是厂子的同志常宝玉熬不住毒打，出卖了组织。得知刘少奇被捕的消息，蔡伯祥立即通知了警察系统的秘密关系，了解情况，做好准备，并通知所有特科同志参加营救，省委方面也开始找各种组织关系营救刘少奇。被逮捕的刘少奇，声称自己叫成秉真，是来这找活做的，并不认识孟坚和常宝玉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满洲的工人运动非常活跃。为打击日军，刘少奇请求中央挑选一批年轻同志去上海进行训练。中央认为满洲党没做出一件有轰动影响的事，对满洲省委提出严厉批评和警告，要求立即在中东路全线举行有气势的政治总罢工。中东路事件以苏联红毛子打败了政府军，两国签订了《伯力协定》为最终结点，中东路的红毛子职工全体复工。

1930年4月，刘才回到上海，中央在会上当面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刘少奇沉先默地听着，然后试图在会上向大家解释满洲的形式复杂，中央下达的某些指令不符合满洲的实际。这天会开到一半，秘书带来了因满洲新省委按照中央指令，连续搞了两三次公开示威活动，省委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被捕的消息 。刘少奇痛苦地抓着头发，摇着头，担心着还在奉天接转关系的何宝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在此期间，刘少奇带领“工人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拼死抵抗。因准备不足，手榴弹太少，刘少奇突发奇想，发动民众收集铁皮香烟筒，制造手雷。上海战斗异常激烈，中央却指示刘少奇立即发动罢工运动，开展斗争。

中央批评刘少奇没有与中央统一步伐，却把精力放在搞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情报队，支援十九路军和开办大锅饭上面，刘少奇认为批评并没有说服力，只得给中央写信表态。中央认为刘少奇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撤销了他职工部部长职务，并在党的刊物上公布了他的错误，展开彻底批判。刘少奇对党不认清形势，盲目组织罢工，遭到失败的惨况十分痛心。

到达江西瑞金后，刘少奇看到了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里面的一些内容让刘少奇很惊愕。刘少奇觉得里面的要求太“左”，应该很难做到和实现，刘少奇想修改《劳动法》，使之能够执行并对苏区人民有益。卢福坦被捕叛变，临时中央搬到了苏区，刘少奇遇到了执行局党团书记兼副委员长陈云。蒋介石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仗越打越大，苏区形势越来越严峻，而苏区也在自己封锁自己，刘少奇和陈云意识到“左”的一套已经把苏区逼上了险境。

何宝珍知道自己即将被捕，干净利落地焚烧完文件，安顿好毛毛后，何宝珍从容被捕。此时在苏区的刘少奇心中也隐约感到了不安。坐在老虎凳上的何宝珍，疼得汗水淋漓，但她紧咬牙关，坚持自己叫王芬芳，是学校的教员，只是为了补贴家用，去应聘廖家保姆的，却无缘无故被抓了起来，绝口不提自己党员的身份，也坚决不出卖党的秘密和刘少奇的关系。

邓颖超告诉刘少奇，何宝珍因为营救廖承志等被捕的同志，暴露了行踪，被敌人抓住关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得知妻子被捕后，刘少奇茫然地走着，内心十分焦灼和痛苦。1934年的深秋，32岁的何宝珍与她的战友唱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之歌，为着理想慷慨赴死，那一刻，中国共产党的军号同时吹响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战。尚不知妻子牺牲消息的刘少奇，作为红军第八军团的中央代表，踏上了更加悲壮，更加艰险的征程。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李德等人看着江面的惨烈景象。军团长周昆控制不住自己，飞扑向李德，被拉开后忍不住在罗荣桓怀里嚎啕大哭。众人也纷纷红了眼眶。刘少奇在疲惫的红军队伍中，拄着树棍走着。红军伤亡惨重，全军上下都在为红军的命运和前途担忧，红军行进的过程中，刘少奇遇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担忧，希望能尽快拯救党和中央红军。

松潘喇嘛寺贮藏了大量粮食，红军与僧兵对峙，不敢硬攻，刘少奇调来炮兵营，朝寺庙左侧岩石打3炮，让僧兵看到红军的真本事。就在这时，诺那活佛的狗从寺庙里跑了出来，这条狗是活佛的爱犬，他派老喇嘛到少奇面前恳求放过狗。刘少奇表示只是想从寺院买些粮食，不会伤害狗。老喇嘛表示诺那活佛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册封，不会提供粮食给共产党的。可诺那活佛从这件事看出了共产党的诚意，提醒他们，向东走会有无主的青稞和草地，于是率领红军队伍找到了青稞和草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刘少奇、谢琼香两人合凑5块钱，在大家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得知何宝珍结婚前毛泽东给她改过名字，谢琼香觉得自己名字太陈旧，也让刘少奇帮她改改。刘少奇却觉得谢琼香的名字挺好，既不俗气，又不张扬，用不着改。刘少奇不帮她改，谢琼香自己将名字改为谢飞。1935年冬天，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带来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

通过阅读大量的刊物，刘少奇了解到北方局这两年的一些情况。他对一名朝鲜籍的党员李铁夫特别关注，高文华却表示“铁夫路线”在前年经过上海临时中央确认，是“十二万分”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反国际、反党路线，并给予了最后严重警告、切断了组织联系的。刘少奇据理力争，在他细读了李铁夫同志的文章，和他连续8次建议河北省委纠正极左策略的信后，刘少奇认为对铁夫同志的批判和处理是有问题的。

抗日战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刘少奇派遣周小舟代表共产党，去南京与国民党秘密接触，代表共产党提出六项要求：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二由各党各派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的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周小舟带着六项要求来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而蒋介石只提出一条：中共的军队，必须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置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

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党的白区工作以及政治路线中“左”倾错误传统，进行毫不掩饰地系统批判。刘少奇的发言在参会者之间引起极其激烈的争论，致使会议很难继续，不得不暂时休会。随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同样争论激烈，让政治局成员对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争论也变得更加深刻。泽东同刘少奇一样，从亲身经历中，对“左”倾错误传统有着深切感受。

为了探究真实性，刘少奇抱出许多书籍翻找，他想看看马克思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原文又是怎样的。洋书看累了，刘少奇随手从书架拿了本线装书，在《汉书》注解中找到了“实事求是，每求真是”的八字真经。刘少奇这才明白，光有实事求是是不够的，还要加上每求真是。唯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唯有“每求真是”的执着，“实事求是”这4个字才可能成为潜心求索，扎扎实实做事，追得“真是”的大法。

刘少奇与毛泽东正在就冀东大暴动后期的工作安排展开谈话，谢飞高兴地冲了进来，她欣喜地告诉刘少奇，爱儿找到了。在刘少奇和谢飞的关心照顾下，原本还十分认生爱儿终于向两人敞开了心扉，融入了延安的家庭生活。此时，接到刘少奇信的六哥也带着14岁的葆华来到了延安。夜里，刘少奇和六哥聊起了娘，周氏还有孩子们这些年受的苦。刘少奇深知对家庭的亏欠，留下了泪水。

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一行十几个八路军到达河南渑池，在这里，刘少奇组织召开豫西特委会议。刘少奇指出豫西党的任务：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紧准备游击战争，并决定留下来亲自主办党训班。刘少奇将豫西特委改为省委，所辖的5个中心县改为地委，为保密起见，各以仁、义、礼、智、信5个字为代号，并让刘子久接着做省委书记。刘少奇找来在卫立煌身边工作的赵荣声，他指示赵荣声执行中央决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解散支部，停止组织生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

谢飞认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不错，在帮助他誊抄完初稿后，谢飞有感于文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句话，认为自己虽没有享受，但是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多少的时候，是有惭愧的。于是正式向刘少奇提出到新四军去任职，正式向组织提出请组织为刘少奇找一个更适合照顾他的女同志，并要求刘少奇在3至5小时之内给予答复。谢飞态度坚决，一时之间刘少奇也难以说服她。

完成舆论战的应急任务后，毛泽东决定让刘少奇回到华中，并给他准备了一员大将徐海东。刘少奇去华中前，中央让他的儿女随周恩来去苏联学习。刘少奇嘱咐两个孩子在国外要好好读书，要向妈妈学习，做个像妈妈一样坚强的人。得知中共中原局机关在竹沟，蒋介石密令一战区的汤恩伯负责攻打竹沟，全部杀光剿灭。1939年秋，国民党军占领竹沟，大肆屠杀新四军留守处干部战士及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竹沟惨案。

而在这危急时刻江北指挥部的两位军事主官都生病了，指挥的大权交到了刘少奇的手上。刘少奇临危不乱，反而斗志昂扬，面对国民党的顽固派非要呷摩擦饭的态度，他决定打一连串的仗，将国民党顽固派的饭碗一个一个砸烂。他先是利用古河镇的民众给李本一的兵来了一出“攻心计”，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在路西发动的进攻。面对国民党韩德勤以十个团，万余兵力清剿盱眙县半塔集新四军指挥中心，刘少奇令军队固守待援，让邓子恢守住七天，创造出夹击甚至反包围的战机，再集合兵力一举歼灭。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奉蒋介石之命北进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新四军战至14日，除2000余人分散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军长被无理扣押。众将领群情激奋，请求刘少奇下令出兵，刘少奇只是猛烈地吸烟，没有说话。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现在不能全面内战，刘少奇让将领们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要作出鲁莽、轻率的举动，并向中央建议重建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给毛泽东复电，请示在华中交接完工作再回延安。毛泽东表示理解，但也再次强调让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和在延安继续指挥华中的意图。刘少奇离开之前召开了第一次华中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发言，始终强调党是从人民中来，要为了每一个群众的利益，哪怕是最小的利益而奋斗。1942年3月刘少奇从华中出发，途中，刘少奇奉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率先到达山东，靠着与山东党干部同工作、同劳动的办法，拉近了党内人员彼此之间的关系，彻底解决了错综复杂的山东党内问题。

刘少奇回到延安的3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重大调整决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为军委副主席。由此，刘少奇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开始好转，中国的抗战也度过了最艰难时期。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一边继续指导华中斗争，一边投身正在全党展开的整风运动，他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列入整风学习的主要文件。1943年初夏，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促进美英等国开辟第二战场，并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在毛泽东出发前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付予重托。刘少奇深感面临的任务和责任极其重大，为了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次日便果断地迈出了一步。他召集中央党校东北训练班的同志讲话，在黑板上画出东北地图，动员他们回到东北老家，在那里建立党，建立军队，改善人民的生活。同志们听了刘少奇的演讲，顿时被鼓舞，充满了干劲！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抵重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苏联方面同意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进入东北，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争夺东北，刘少奇建议东北军队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以备下一时期集中强大部队作战。而毛泽东则认为要一改之前分散的方针。山海关失守后，蒋军正向绥中扑进，并占领了兴城、锦西、葫芦岛等沿海要点。毛泽东命令找到林彪，并让他火速带领已到冀东的部队，赶往东北，指挥作战。毛泽东病倒住院，蒋介石继续向苏联施，斯大林要求解放军立即撤出长春及铁路沿线各地区。东北问题千钧一发之际，刘少奇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工作方针。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山坡上探讨当前局势，两人都觉得不打和平时实现不了的。毛泽东认为要解放中国，必先解放农民，要解放农民，必先解放土地。要求刘少奇从现在开始，专门把土地改革当作头等大事。周恩来带着毛毛找来。毛毛的失而复得让刘少奇喜极而泣，但是毛毛因在外流浪多年，性格刚烈叛逆，并不接受刘少奇这个父亲。刘少奇给他讲母亲何宝珍的故事，毛毛看了《何宝珍传》终于明白当年父母的无奈之情。

在延安的欢迎舞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正式介绍了王光美，王光美邀请刘少奇跳了一支舞，并请刘少奇多指导和帮助她们这些刚到解放区的青年。土改试点出现新问题，不少村干部和县区机关以及部队，利用土改多分地、分好地，群众的意见非常大，刘少奇认为这是个极危险的苗头，要求立即查处制止。王光美告诉刘少奇，自己到延安就交了入党报告，但一直没回音，还开过她的批评会，她不知道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

经过土改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在中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自《土地法大纲》颁布不到一年时间，有1.6亿解放区的农民获得土地，逾百万农民子弟踊跃参军，逾千万农民群众主动支前，极大地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刘少奇未雨绸缪，他想赶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写一篇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方面的书。刘少奇找来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书，想要从中获取经验。而在写文稿的过程中，刚好是王光美负责帮刘少奇翻译外国的资料，王光美尽力地帮助刘少奇收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