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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陈启航，计划将正在运营的视频制作教学账号，转作党史学习题材相关内容。第一期的故事从一百零二年前的“巴黎和会”讲起：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和谈失败，美、英、法欲将山东主权从德国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的软弱行为引发爱国人士不满；正在湖南长沙教书的毛泽东深刻感受到，羸弱的中国无法在世界立足，中国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五四”前夜，北大学生群情激奋，以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为主导的学生组织上街游行，披露北洋政府的“恶行”，“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但学生们的爱国行径遭到当局政府残酷镇压，进步学生纷纷被捕。
此时的湖南，爱国运动遭到督军张敬尧暴力镇压，毛泽东上京请愿“驱张”，但北洋政府置若罔闻，多次请愿均以失败告终；罗章龙、邓中夏前来探望暂住福佑寺的毛泽东，安慰他不能回家为父奔丧之憾。看了几期视频，陈启航好友杨易渐生兴趣，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坚决反对陈启航转向。陈独秀南归后，李汉俊与戴季陶前来商讨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宜，受邵力子引荐，陈望道应允戴季陶翻译《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英译谐音“亢慕义斋”命名。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供研究会使用。
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离开衡阳，谭延闿伺机而动直逼长沙，“驱张运动”获得胜利。毛泽东心系湖南民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启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陈望道回浙江义乌老家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虽然译文不足两万字，但却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不料发行单行本经费告急，陈独秀答应设法解决。高君曼受邀为中华女界联合会授课，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热情的女干事王会悟。陈独秀请维经斯基帮助解决《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问题，维经斯基对此非常支持，并承诺未来还将赞助出版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资料。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成立会上，决定尽快建立其他地区党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它的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一小步，但它却是第一步，正是这一小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拉开了序幕。直皖战争结束，李大钊回京，得知上海党组织已经成立，便立即开始与北大青年教师张申府等人物色北京方面的入党人选，亢慕义斋的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刘伯垂联络在武汉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一致决定，尽快建立武汉党组织。
毛泽东、杨开慧收到法国来信，得知向警予与蔡和森已组成“向蔡同盟”，毛泽东向杨开慧表明了自己反对旧式婚姻的观点，杨开慧自然是十分赞同。文化书社一炮打响，毛泽东又立即着手联络各界人士，计划创办俄罗斯研究会，以践行马克思主义和俄式革命的经验。上海，共同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李达与王会悟，感情不断升温，高君曼积极为二人牵线。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力量，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国际表示愿意接收优秀青年赴俄学习。北京亢慕义斋讨论党纲草案时，黄凌霜因坚持无政府主义而退党，会议不得不中断，《劳动界》周刊也面临重新分工。
这一次，双方都冷静了下来，马林指出，中国各地成立了党组织十分了不起，问题在于缺乏统一指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建立党的中央机关，统一领导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承诺帮助解决经费问题。李汉俊、李达立刻着手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会悟自告奋勇，负责统筹安排会议各项后勤工作。毛泽东与何叔衡接信后，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参会，此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二人依依惜别。李大钊因为要替北京的教职人员索薪，实在无法抽身，最终，北京党组织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参会。在广州，陈独秀为建校批款奔波，派包惠僧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另一位代表是新婚不久的陈公博。陈公博心思活泛，携妻子李励庄同往。
“一大”第五次会议召开，陈公博与包惠僧等人因为“党员能不能做官”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闷闷不乐，李励庄劝他放宽心胸，未果。另一边，租界巡捕队伍发公告取缔集会，巡捕程子卿发现李汉俊家正在集会，各地代表紧急撤离、四散，其中一部分代表聚到陈独秀家讨论下一步计划。李汉俊家遭到搜捕，选择留守的陈公博被吓得不轻。李汉俊巧妙应对，危机暂时解除。当晚周佛海因身体原因留在博文女校，没有参会，深夜，毛泽东悄悄潜回宿舍，带去了代表们决定中止会议、等待进一步安排的消息。陈公博在外绕了几圈才回到旅社，仍心有余悸。
百年后的今年，陈启航和杨易再次来到“一大”会议旧址南湖畔寻访，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淬炼思想、锤炼意志、坚守信仰的精神密码。中共“一大”召开后仅一个多月，陈独秀从广州辞职回到上海，开始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高君曼对陈独秀的突然回归又惊又喜，她希望陈独秀今后能多抽时间陪伴孩子们成长，陈独秀欣然应允。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决定借船山中学的空房办自修大学，鼓励青年独立思考、自主研究。与此同时，中共湖南支部的选址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终落户清水塘。陈独秀得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日常运营和《劳动周刊》创刊要由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勃然大怒，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己解决发展的问题，不该依靠外力，与会者张国焘、李达等试图解释，未果。
这年秋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江西安源煤矿。亲眼目睹煤矿工人生活的疾苦后，毛泽东找到在矿场做段长的族叔，表达了在安源建校办学的想法。通过族叔家工友张竹林介绍，毛泽东与煤矿工人在路边酒摊聊天，试图宣传进步思想时却碰了“软钉子”，他发现，工人们虽然“日子过得不如狗”，但却大多抱有“认天命”的想法，不愿主动改变生活境遇，更不愿付诸实践。第二天，毛泽东不顾劝阻、下窿考察，切身体验了矿工的艰辛。在上海，因为舆论压力与家人决裂的杨淑慧，来到陈独秀住处找周佛海。原来周佛海在老家已有婚配的事实被报社揭发，杨淑慧父亲得知后盛怒，执意要解除女儿与周佛海的婚约。
毛泽东强调，想要发展工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工人“认天命”的思想，让他们认识到可以通过抗争，为自己争取权益。由于与党内部分同志，尤其是陈独秀观点不合，李汉俊决定离开上海回武汉。李汉俊去李达家辞行，庄重许下诺言，无论何时都不会放弃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理论研究。这一年的3月，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张国焘回到上海。他不无得意地告诉大家，自己受到了列宁同志的专门接见，列宁对国共合作问题表达了关切。但陈独秀坚持认为，此事需要从长计议。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达夫妇的寓所召开。也是在在这里，陈启航、杨易与“历史中的一条鱼”林帆偶遇，三人正式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