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白石的工笔草虫作品里，不难感受到他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尝尽了穷苦和窘迫的滋味。15岁就开始和木工工具打交道的木匠齐白石，如何一次次改变命运，走上绘画之路，开创了他独特的绘画语言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年巨匠——齐白石》，领略这位画坛巨匠超凡的艺术魅力。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午诒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另一封是老乡郭葆生怕他不肯出远门，特意写信劝说。经过再三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历经十载的衰年变法，自成一体。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蜚声海内外的画坛巨匠呢？

195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19号的院落中，一位老人正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就是年逾90岁的画家黄宾虹。此刻，他面前的画纸经过层层积染，早已经变成了漆黑一团，而他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双目几乎已经失明了。没有人能够知道，此时的黄宾虹画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他正在描绘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的艺术。60年过去了，黄宾虹的画作早已成为了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馆藏珍品，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的作品时，人们不禁要问，当年，双目已经失明的黄宾虹留在纸上的这些墨点和线条，到底是什么？他究竟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呢？

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画家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夜色中，造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被杀头的风险做这种事呢？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不久，私造钱币的事被人告发，黄宾虹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出逃了。在途中，他反复问自己，当梦想再一次破灭时，是否应该就此认命，让艺术成为自己人生唯一的安慰呢？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

他，出生贫寒，自幼学习诗文书画，但却不甘平庸，他的《奔马》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与标志，他就是徐悲鸿。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跳进黄浦江的穷小子，后来竟然有如此非凡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今天依然打动着全世界。今天，人们依然渴望去探寻：究竟是命运创造了天才，还是天才改写了命运？《百年巨匠》将带您走近徐悲鸿，重温这位巨匠的沉浮人生。

徐悲鸿的作品仿佛为观众开启了一扇通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门。二十世纪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位渴望替人类叩问苍天的画家不仅画马是天下一绝，还精通中西各门类的绘画，油画、中国画、素描、速写，甚至包括书法。从见证青年时代的黄浦江出发，到在西洋游学的塞纳河畔，在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之后，在他33岁这一年，终于有了成果。

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他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富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

国难当头，就在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画家，都用画笔表现民族大义，激发爱国情怀，甚至连他自己的二哥也以“虎啸”来表达民族义愤的时候，此时的张大千，却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与他身处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题材呢？在他的这幅《文会图》中，笔触如此细腻平和，场景又如此安逸闲适，难道，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真的与他无关吗？他将如何去选择自己的艺术之路呢？

一位顶尖的西方艺术大师，竟然发出如此感慨，张大千以他深厚的学养，让毕加索重新认识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这次会面，很快被新闻媒体冠以“中西艺术界的高峰会晤”，更有甚者，直接把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概括为“东张西毕”。

1918年农历7月13日 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概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1923年深秋的一天午后，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来到了上海吉庆里523号。在这座石库门院落前，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久久徘徊。一墙之隔的小院内，住着他多年来梦寐以求、渴望一见的画坛泰斗、海派宗师吴昌硕。此刻，青年正在为自己的冒昧造访而感到纠结。他不知道，大师会不会接见他；也不知道，大师会如何评价他自己还颇为得意的画作。眼看日已西斜，青年终于鼓足勇气叩响门环，很快，沉重的木门应声而开。他完全没有料到，随着这扇大门的打开，他也将完成自己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变。这个青年就是潘天寿，当时，他只有26岁。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内，每当管理人员拿起这份薄薄的档案时，总会显得格外沉重。史料显示，1953年，已经在这所学校执教25年、一直矜矜业业的国画教授、曾经的校长潘天寿的名字，被从教学人员的名单中划掉。那一年，他57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潘天寿却将自己的艺术推向了顶峰，最终成为一代巨匠。如果说1953年是他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节点，那么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数十年中，他到底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呢？

今天，当我们走进林风眠的人生故事时，产生了种种疑惑：为什么在他充满传奇的一生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儿时博弈的那种幸运；为什么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每一次辉煌的开场，却总会伴随着一个悲剧的结尾。然而在他不朽画作的背后，林风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太多的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百年巨匠—林风眠》，领略这位中国画坛精神领袖的传奇一生。

一百年前的欧洲，绘画艺术的主流已从古典的写实主义经由印象主义悄然过渡到了现代主义。除了部分美术学院保留的基础教学科目外，艺术家们大都摒弃了近代以来严格写实、照物象描摹的古典主义造型方式，转而探索自由表达主观意象的艺术手法。当林风眠来到巴黎时，野兽派的马蒂斯和立体派的毕加索，已经获得了法国艺术界的认可，成为最受时代追捧的新星。怀抱一腔热情前来学习西方艺术的林风眠，会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218号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28年4月的国立艺术院，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几经更名，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称它为杭州艺专。这所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由近代教育家蔡元培亲手创建，它的第一任校长就是林风眠。作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又一次成为了贯彻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则的力行者，他提出的办学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然而在林风眠晚年，香港是他跌宕起伏的命运遭际中最后的一丝温暖。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漂泊一生的林风眠就是在这14年间，在这座散发着欧洲之风的中国城市里，最后完成了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的绝唱。

当我们走进傅抱石的人生故事，却发现这位被称为新金陵画派旗手的领军人物，在30岁以前，竟然从来没有踏足过“金陵”这片土地。这个在南京享有殊荣的中国画巨匠，一生学画却从未拜过师、成年后的教师资格一直被人质疑、十三岁之前没有进过学堂、他的童年似乎不仅和绘画没有丝毫关系，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傅抱石超越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命运格局，书写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的呢？

在南昌市熙熙攘攘的中山路上，这栋灰色的大楼里总是那么热闹。每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为了了解8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重要革命史实，“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栋南昌市当年最豪华的大楼里，曾经风云际会，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年那个南昌一中的美术老师傅抱石，也恰巧是在这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往往醉后》这枚印章是傅抱石一生的最爱。据说，只有当画出了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时，他才会在画面的一角，重重地印上它。傅抱石似乎是在向人们表达，他的上乘佳作，往往都是醉后而得。面对这枚印章，我们不禁疑惑：向来处事谨慎的傅抱石，怎么会迷上喝酒？以至于绘画也要借助酒力，甚至一度达到了非酒不能为画的程度呢？

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个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二月十三，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连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梅兰芳生逢乱世，家道的中落和天资的欠缺，曾令他在幼年时备尝艰辛与质疑。但梅家世代良好的家风和人缘，以及他自身超越常人的勤奋和专注，让他在时代的巨变中，紧跟艺术前进的步伐，终成一位红遍大江南北的名角。

有人说，梅兰芳在上海的一炮而红，固然不乏时代之功，但他不甘止步于一炮而红后的功成名就、衣食无忧，却非一位普通名角所能具备的胸怀。在一代京剧大师的巨匠之路上，人们能看到，源于梅兰芳生命深处，一种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无论身份尊卑贵贱，梅兰芳总能保持一种难得的朴实、谦和的心境，不浮夸、不骄矜，脚踏实地、带着人文的热度以诚意处世。这正是一代巨匠的人格特质中闪耀的人性的光辉。

1912年关山月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小山村，自幼热爱绘画，但家境贫寒，学习美术的愿望始终得不到实现。少年时代便经历家破人亡，并没有让他放弃对美术的执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国画大师高剑父的赏识，被收为入室弟子。从此，关山月翻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广州沦陷。关山月不顾安危，追随老师高剑父逃难澳门。虽历经磨难，但关山月从未放弃对艺术的执着和钻研。不久，画艺渐精的关山月便以笔为刀，先在港澳举办抗日画展，又回到抗战大后方实地写生作画。在声明鹊起的同时，关山月踏上了大江南北的万里之行，用艺术为抗战服务。

解放前夕，关山月在香港加入由共产党人领导组建的人间画会。在广东解放之际，关山月与同仁绘制了巨幅毛主席画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成为历史的见证。解放后，关山月纵情描绘社会主义新中国，创作了一大批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名篇佳作。建国十周年之际，在国家领导人的主持下，关山月与傅抱石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一副巨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晚年的的关山月在艺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上成为岭南画派在新时代的代表人物，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